第三篇第五章上解支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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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第五章上解支出

    第一节  解缴专款

    清代以前，由于财政实行中央集权制，中央政府可以任意抽调地方收入，所以每年解缴无定数。解缴方式分盐课、关税收入和地方收入两种。

    清代田赋，中央同地方按起运、存留额定比例分配，分别支用。关、盐各税，属国家收入，全归国家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八月，户部议复：各省额征正赋，为国家支出之源，其留支、起解各款，每年定限奏销，分别完欠考成，立法甚严。规定应起解之款，一有征存，即应按起批解；如报解逾时，该藩司道府等即当随时察核，勒令限时急速提解。起运解款，按律分部、院、寺、军饷等分别解运，至嘉庆朝，制度逐渐松弛，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十二月谕，各省解京饭食等项银两，原为各部院大小衙门办公经费，规定应解员亲赴分批起解，按期交纳，不许由限号代交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三月谕，直隶等省应解本年吏部饭银1．47万两，著该督抚藩司等迅速分批起解，以资办公，嗣后应解饭银，著照例于春季解到，毋得再有迟延；七月又谕，广恩库发给各项银两，向由直隶藩司于征收地租银两内按奏定额数，每年以5000两解缴，贮部备用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三月谕，直隶每月应解协饷3万两，本年仅解1万两，允将该省月饷3万减去2万，仅月解1万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十一月谕，解饷期限，历届京饷，均于年前预拨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京饷，拟在各省地丁、盐课、关税等款内支拨，饬各省于来年分批起解，限五月前解到一半，十二月初全数解清，不准截留改拨、托词延误。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、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各年，均重申前谕。

    民国初期，京兆地方财政收入全部解缴中央财政（其支出由中央财政下拨）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十一月，北洋政府公布《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（草案）》，将所征收各项捐税划分为国税与地方税两部分。国税由国税厅负责征收，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。但该制度未能真正实施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五月，北洋政府宣布，取消国税、地方税之划分，税收仍归各省财政厅管理，重新恢复解款（即：将各省每年收支的余款解缴国库）制度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一月，北洋政府为保障中央收入，防止地方截留解款，决定于解款制度外建立“专款制度”。将印花税、烟酒牌照税、烟酒税、验契税、契税增收等5项列为专款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二月，北洋政府通令各省财政厅除前定5项专款外，再将屠宰税、牲畜税、田赋附加、厘金增加、牙税等4项收入划为专款，由各省财政厅按月解京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起，京兆特区预算始与国家预算分别划清，中央将一些正杂税项划给京兆区自行收支，其内容包括牲畜税、屠宰税、契税学费3项。除此3项外，其余收入均解缴中央财政，支出中分解款与专款两部分。其中，专款部分包括查验注册费、印花税、烟酒牌照税、契纸价并注册费、屠宰税等项目。由于京兆特区自身财政经费不足，有时中央财政给予一些临时补助，这些补助款项即从京兆特区应上解的款项中抵扣。另外，许多年度，中央并未给予京兆特区补助，京兆特区为解决自身经费困难，即截留上解之中央专款。从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至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各年解款项均未足额支拨，截留款项充作了京兆特区的财政经费。从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至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京兆特区财政历年解款共为68．08亿元。

    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以后，由于战乱，直至北平市被国民政府接管时止，京兆特区未再向北洋中央政府报解专款。

    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七月，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《国民政府财政部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》。根据《标准案》的规定，盐税、关税、常关税、烟酒特税、卷烟特税、煤油税、厘金及邮包税、矿税、印花税、国有营业收入、禁烟罚款等项目为国家收入，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征收，解缴中央，地方不得截留。十一月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《财政特派员暂行章程》。规定，财政特派员由财政部呈请国民政府委派。财政特派员的职责包括在各省处理各该管区域内中央财政，指导所管区域内的中央税收机关，保管中央税款，支援及汇解国库款项，稽核及册报一切中央税捐的账目和各税捐情况，计划条陈，中央税捐的整理等。

    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，北平市被国民政府接管后，即按上述规定，将属于国家收入的税项解缴中央财政。北平市划归河北省后，其解缴中央财政的国家收入部分，由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负责管理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一月，财政部裁撤各省财政特派员，河北省获准缓撤。1933年12月，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奉令裁撤，有关国家收入管理事项或由中央设置的特种税机构直接办理，或由财政部委托河北省财政厅管理。缘此，北平市此时期应解缴中央财政的国家收入部分，未在北平市政府预算中反映出来，故其解缴支出数额不详。

    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七月，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《财政收支系统法》和《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》，对中央、省（院辖市）、县三级政府的收入分配方法作了规定。该法将所得税、遗产税、印花税、货物税、特种营业税等项划为中央收入，由中央直辖税收征收机构负责征收。营业税、土地税及遗产税被划为院辖市与中央共有税。营业税的30％归中央，70％归院辖市；土地税的40％归中央，60％归院辖市；遗产税的85％归中央，15％归院辖市。北平市与中央共有税各税种中，遗产税归中央税收征收管理机构负责征收；营业税在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以前由中央税收征收机构代征，从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起划归北平市财政局负责征收；土地税在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六月以前归中央税收征收机构征收，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七月起改归北平市财政局负责征收。缘此，北平市财政局按月向中央财政解缴营业税、土地税税款。

    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二月至五月，北平市财政局解缴营业税款1481．15万元，解缴地价税款64 254元。

    第二节  上解支出

    新中国建立初期，北京市根据国家“统收统支”财政管理体制规定，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全部上解中央，地方的财政支出全部由中央拨付，收支两条线。1949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2386万元（新币，下同），上解支出191万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8．0％。1950年北京市财政收入6570万元，上解支出1949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29．7％。

    1951年，北京市开始实行“划分收支，分级管理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51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1．4亿元，上解支出7707万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54．9％。1952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2．1亿元，上解支出1．1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51．5％。

    1953年至1957年（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）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以收定支，一年一定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53年至1957年的五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23．9亿元，上解支出13．2亿元，占北京市的财政收入55．2％。

    1958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以收定支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收支指标由国家核定基数，超过基数部分归北京市。1958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11．5亿元，上解支出4．1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35．7％。

    1959年至1961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收支挂钩，总额分成，一年一定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为48．7亿元，上解支出31．3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64．3％。

    1962年至1967年，国家对北京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是“总额分成加小部分固定收入”，但每一个年度都略有变化。1962年至1967年的六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62．8亿元，上解支出42．9亿元，占北京市的财政收入68．3％。

    1968年，国家对北京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改为收支两条线的办法，即“收归收、支归支、收支分别算账”。1968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9．9亿元，上解支出7．2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73．3％。

    1969年至1970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收支挂钩，总额分成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69年至1970年两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为37．3亿元，上解支出27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72．6％。

    1971年至1977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定收定支，超收分成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71年至1977年的七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245．3亿元，上解支出165．2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67．3％。

    1978年至1984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总额分成加超收分成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78年至1984年的七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331．3亿元，上解支出200．5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60．5％。

    1985年至1987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划分税种，核定收支，分级包干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176．4亿元，上解支出84．3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47．8％。

    1988年至1993年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核定基数，递增包干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88年至1993年的六年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454．4亿元，上解支出192亿元，占北京市财政收入的42．2％。

    1994年起，国家对北京市实行“划分收支范围，实行分税制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1994年至1995年，北京市财政收入为215．1亿元，按照体制规定上解支出为73．3亿元。

    北京市按照国家对北京市各个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，从1949年至1995年，共上解中央财政支出843．2亿元。此外，还有国家规定的上解贡献款和中央财政借款等。